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論文發表QQ:329612706 微信:lianpu13
當前位置首頁文學 資訊
  • 正文內容

比較文學與符號學的互鑒融通

閱讀:205 次 作者:黃文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布日期:2019-10-28 09:50:10
基本介紹:

  比較文學與符號學之間具有廣闊的理論對話空間,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在文藝領域,比較詩學與符號學的理論話語具有互補和互釋空間。符號學作為方法論,對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在新時代背景下,隨著人文學科“中國學派”日漸興盛,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有望邁向更具本土意識和國際視野的“比較符號學”,與比較文學形成有效的理論互動。

  促進跨學科研究推動文學互釋溝通

  比較詩學是比較文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它以跨文明的理論視野為基礎,對不同國家的文學理論進行比較研究,并嘗試從中發現和總結人類文學的共通規律。符號學則將文學藝術視為人類社會特有的符號表意體系,在文藝領域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如羅曼·雅各布森就認為詩學是“泛符號學”(pansemiotics)的一部分。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中國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符號學理論闡釋文學文本及古今中外的文學現象。從研究理路來看,這類似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闡發法”。如趙毅衡的《文學符號學》是國內第一本系統運用西方符號學原理來闡述詩歌、小說等文學文本的著作,其基本研究框架也可被視為“闡發法”。“闡發法”可分為“以西闡中”的單向闡發與“以中化西”的雙向闡發。新時期以來,中國符號學研究由于深受結構主義、現象學、闡釋學等西方現代思潮影響,其理論構建更偏向于“以西闡中”,即運用西方文論的標準來解釋和評估中國文學的價值與意義。這一闡釋方式的優勢在于能夠從他者的視角來反觀自我,但也容易產生自覺或不自覺的“強制闡釋”。

  從比較詩學角度來看,“以中化西”的雙向闡發更強調跨文明視野下不同文學話語間的平等對話與交流,而不是以西方強勢話語來統攝其他弱勢文學話語。因此,盡管西方符號學理論的引入拓展了中國文學的闡釋空間,但仍有必要借鑒比較詩學中的“雙向闡發”視角,加強西方符號學與中國本土符號學資源的理論互動,使其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這樣才能將符號學發展為一種跨越異質文明的詩學理論,從而推動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釋與溝通。

  比較文學強調以世界性眼光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進行跨越式研究。跨越性可謂是比較文學這門綜合性學科的本質特征之一。而符號學是研究一切符號表意規律的學說,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作為一種方法論,符號學橫跨不同學科、專業及知識門類,對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在以文學為本位的前提下,借鑒其他學科和知識門類,對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進行比較研究。現代漢語語境中的“學科”概念主要是指西方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專門之學”,強調不同知識門類之“分”。在這種學科分類標準之下,符號學屬于一門專業學科還是跨學科的方法論就成為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這一問題曾在中外學界引發討論。如果跳出西方現代學科觀念,從本體論角度而言,符號學可被視為意義學,它強調對各個專業學科的跨越與融通,這其實更接近于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學”,注重的是不同知識門類之“合”。

  由此來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與符號學超越具體學科的特質在本質上是兼容的。二者都試圖探究不同學科和知識門類之間的言說和表意中的“分合”規律。從學術實踐來看,近40年來,國內涌現出一批運用符號學理論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學術成果。例如,葉舒憲嘗試結合符號學理論闡釋中西方文化中的神話思維模式,奠定了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范式。胡妙勝則將中外戲劇藝術理論與西方符號學原理相結合,力圖建構一套能夠展現中華戲劇特色的戲劇符號學體系。而在哲學領域,不少學者也嘗試運用符號學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典籍中的符號問題。如祝東在《先秦符號思想研究》一書中不僅涉及易學與諸子百家中的符號思想,還闡述了中國傳統哲學中“觀物取象”“立象盡意”“得意忘象”等符號表意觀念對于古典詩詞的影響。此類研究具有鮮明的“跨界”色彩,不僅屬于文學符號學的研究范疇,也符合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題中之義。

  不過,國內符號學研究分屬于不同學科專業,與比較文學界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仍未全面展開。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將符號學作為一種超越了具體學科的理論方法納入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中;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界也應進一步擴充和重構跨學科研究領域,加強比較文學研究與符號學研究之間的跨界對話和深度融合。

  結合變異學視角建構比較符號學理論

  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比較文學變異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個分支。在跨文明語境下,不同國家的文學在域外傳播和接受中難免會產生一系列變異現象。變異學即以此為研究對象,并認為一國文學在域外傳播和接受中的變異并不單純是誤讀或異化,也可成為不同文化創新和交融的基礎。在新時代背景下,變異學研究領域與符號學存在著廣闊的理論對話空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跨國文學形象變異。該領域注重探討他者視域下的異國形象。如胡易容指出,比較文學形象學關注的主要是由單一語言媒介所呈現的“異國形象”,并未涵蓋大眾傳媒時代由多媒介構建的多模態形象,而符號學視野下的形象學則是一種囊括了現代各類媒介景觀的“廣義形象學”。因此,若能將形象學與符號學有機結合,則有助于揭示新媒體時代下“跨國形象”背后更為隱蔽而復雜的符號霸權。

  其次是跨語際變異。該領域涉及語言層面的變異,屬于譯介學的研究范疇。譯介學與符號學天然具有親緣關系,因為符號學是語言學的理論基礎,而譯介學則聚焦于不同語言之間的轉化問題。歐洲符號學奠基人之一索緒爾的符號系統觀和符號二分法就曾對翻譯研究產生過深遠影響。因此,譯介學中不少重要概念都可被納入符號學的研究視野。

  再次是文學文本變異。該領域關注跨文明交流中文學文本在異國的接受狀況,涉及淵源學、流傳學、媒介學等研究范疇。近年來,“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接受以及變異”系列研究成為中國比較文學界的熱點。在異質文化背景之下,原作中的人物、情節和主題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有時甚至連傳播媒介都發生徹底變化。如四大名著在域外紛紛被改編成電影、漫畫、游戲等文本,這顯然是比較文學影響研究在以語言文字媒介為主導的時代所不曾遇到的。要探討此類變異現象,就有必要借助符號傳播學理論。因為從符號傳播視角來看,我們既要善于推廣中國本土文學在域外的符號力量,又要避免被西方符號資本所利用。

  最后是跨文化及跨文明變異。該領域聚焦于跨文化及跨文明背景下的理論話語的變異。新時期以來,符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實際上經歷了從以西方符號學為主導逐漸邁向建構中國特色符號學的演進過程。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符號學在中國的發展勢頭十分迅猛,研究著述呈幾何級增長。但遺憾的是,主導性的理論框架依然沿襲索緒爾、皮爾斯等歐美符號學派和蘇聯塔圖符號學派的話語體系,尚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符號學理論。中國學者也逐漸意識到不能對西方符號學“亦步亦趨”,而要注重挖掘中國本土的符號傳統,嘗試從思維觀念和言說方式上打破中西符號學學術話語之間的人為隔閡。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本擁有豐富的符號學資源,如易經的符號體系、儒家的“正名說”、墨家的“名實論”、名家的“指物論”等。為了超越已有的西方符號學話語模式,不少學者也開始嘗試構建中國符號學理論體系。如李幼蒸將語言學類、敘事學類、詩歌類、文體類、藝術門類、語史類綜合語義研究都納入“中國文學符號學”研究。王銘玉則將中國符號學學術資源分為易學符號學、名學符號學、訓詁學符號學、漢字符號學、《文心雕龍》符號學、佛教哲學符號學、術數符號學、典故符號學、古典文學符號學、藝術符號學、音韻符號學、人類符號學、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等13類。這種從被動的模仿西方到主動的“拿來主義”的轉化過程,正是符號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中所發生的理論變異。

  由以上四點來看,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與符號學理論的確具有不少可“通約”和“跨界”之處,值得認真探究。不過,與正在發展中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所面臨的問題類似,中國符號學研究若要建構屬于本土的原創性理論體系,就應積極探尋中外異質文化之間“在沖突中融合,在變異中創新”的理論生成機制。所以,中國符號學的發展應借鑒比較文學的世界性眼光,構建兼具理性話語和人文傳統,兼容中國傳統符號學資源和西方現代符號學理論,既有本土特色又具包容開放特征的比較符號學理論體系。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標簽:文學
注:本網發表的所有內容,均為原作者的觀點。凡本網轉載的文章、圖片、音頻、視頻等文件資料,版權歸版權所有人所有。
时时彩助手最新版本